Tag Archives: 腐败

现在有种理论，认为中国目前的问题，全怪改革开放造成的贪污腐败。 愚以为，所谓腐败，也可以理解为财富的一种分配方式。一家企业，赚了一千万。大领导拿走了二百万，员工分八百万。你可以说这叫腐败，你也可以说领导就应该拿二百万。 云南红塔的领导禇时健，被法院判贪污。然而他之后的国企领导都合法地拿了比他更多的钱。 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讲。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领导拿那两百万是算作腐败还是算作应得。这个完全就是文字游戏。对于老百姓来讲，问题的本质是：领导拿起之后，有多少蛋糕给老百姓分？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人民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障？ 改革开放有很多问题，我并不准备去强行辩白。但有一点是我们不能否定的，它确确实实让老百姓分的那部分蛋糕变大了，让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改革开放前的年代，培根盖60多处行宫，几千个仆人伺候他，你说这不叫腐败，没问题。我也不和你玩文字游戏。但是关键是老百姓吃苦头了，老百姓担惊受怕，甚至家破人亡。 一家企业，去年赚了一千万。大领导拿走了二百万，员工分八百万。今年赚了一千二百万，大领导拿走二百四十万，员工分九百六十万。你可以说领导腐败，领导比去年又多拿了40万。但同时你分的钱是不是也增加了，虽然你增加的没有领导增加的多？ 这几年中国的问题是什么？企业赚的钱变少了，领导拿走的还大幅增加了。领导多拿走的那部分，还真不是贪污了。人家要花一大笔钱创造奇迹，花一大笔钱雇佣厂卫，花一大笔钱建设公元3017年计划，花一大笔钱让京子特别军事行动。 物理学告诉我们：一个有势场对场中物体所做的功，与物体路径无关，只与物体运动的出发点和终止点有关。对老百姓而言，民脂民膏是被领导拿去吃喝嫖赌了，还是拿去干大事了，从金额的角度出发没有区别。然而从副作用的角度出发，吃喝嫖赌也就吃喝嫖赌了，没有啥副作用，还能拉动一下经济。干大事的副作用就大了。创造奇迹导致有病不能看病，夜郎坠車，西域祝融；厂卫所过之处如同鬼子进村；3017年大计划使周边尽成泽国；京子特别军事行动让华夏跟着挨骂受排挤被孤立。 与之相比，还是吃喝嫖赌的贪官污吏比较可爱。早在清朝，刘鹗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清官之恶远甚于贪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某派原教旨主义中的清廉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某派原教旨主义中的清廉是什么样呢？是当官儿的都得两袖清风，过得比群众还苦，穿打补丁的衣服，吃的菜都不带荤腥的。这样的制度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即使你强行让它存在了，它也会立刻崩溃。有些国家的清廉指数非常高，我们可以认为已经实现了廉政。但是它们一定是有贫富差距的。它们的社会顶层一定是合法地拥有和支配比底层多很多倍的财富。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这个社会体制才是可持续的。没有一定的贫富差距，甭管是一个企业也好，是一个国家也好，立马崩溃。如果一个球队的顶级球星和一个刚从梯队上来的替补球员拿一样多的薪水，这样的球队能踢球吗？拥有更多权力和资源的人，如果不能合法地得到更多的利益，要么撒手不干，要么就要通过非法的手段为自己谋取利益。廉政国家的廉政，就是让上层合法获得这些利益，这样对社会整体而言，要远好过让他们通过非法手段牟取利益。

什么是“人民经济”？简单地说就是实行官有经济，否定市场经济。​官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畸形形态。计划经济的初衷是克服市场经济的滞后性、盲目性、随意性。然而当计划不是由专家周密制订（成功例子如成绩斐然的日本通产省，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是贯彻长官意志，服务长官利益（反而典型如大跃进、芯片大跃进、5G大跃进、量子大跃进、白洋淀新区、珠江口大桥、太行山梯田，以及这些年盲目上马的大量产业园区、开发区），它就彻底退化为“人民经济”。它的随意性、滞后性、盲目性都远远比它想修正的市场经济严重。​“人民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垄断性（行业不对民营和外资开放，垄断经营）、官僚性（名托经理，实为官僚，企业领导还有行政级别，天朝特色）、低效性（乱铺摊子，最后啥也干不好）、欺骗性（赚钱的时候是权贵的，亏本的时候是全民的，然后还告诉你是全民所有）、腐败性（兼任裁判和运动员，不腐败才有鬼）、苍蝇性（无脑决策）、蚊子性（实在干不下去了就明抢，比如酸酸、喵喵、保供、隔离、华为）。